星期二下午三点，两位教授准时抵达。
他们穿着黑色的礼服大衣，手里各提着一只深褐色的皮箱。走廊上的木地板被雨後的湿气浸得微微发潮，两人的皮鞋踩上去，声音沉闷而克制。引路的侍从在应接室门口停下，拉开门，露出里面一张圆桌、几把椅子，与窗边一盆半开的水仙。
长与又郎今年四十岁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眼镜後面是一双非常安静的眼睛。他是长与专斋的三男，生长在一个把「卫生」两个字从西方带回日本的家庭里，却在病理解剖台前，度过了大半的青春。他的手指修长，指尖有长期接触药水留下的淡淡黄痕。
林春雄比他略大几岁，脸型方正，坐下时背脊挺得很直，膝上放着一本边角被翻得起毛的笔记。他写的《药理学》，帝大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册，书页间的药名、剂量与动物实验的数字，他几乎背得出来。
服部广太郎教授坐在窗边，神情轻松，像是个不介入的见证者。
「两位老师，」裕仁起身行礼，「今天劳烦你们远道而来。」
「殿下言重了。」长与连忙还礼，动作拘谨而得体，「能向殿下请益，是臣等的荣幸。」
茶端上来，白瓷的杯子里，是淡淡的煎茶，热气在窗边的光里缓缓升起。皇太子没有寒暄太久。
「两位老师，」他说，「我想先请教一个很基本的问题。去年开始的这场流行性感冒，它的病原，现在知道到哪里了？」
长与推了推眼镜，沉吟片刻。
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